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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印度,是如何在美苏两个大国间左右逢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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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中的印度,是如何在美苏两个大国间左右逢源的?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总理莫迪在美俄两个巨头之间将平衡外交策略施展得游刃有余。然而,莫迪的成功并非仅因其个人能力出众,其实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冷战时代,印度面对美苏时就已左右逢源,无论是工业援助还是军事援助,只要印度稍加示意,美国与苏联便唯恐自己的援助落于人后。印度如何掌握这项传统外交手腕?强而不强正是印度能在冷战中期左右逢源的根本原因。

二战后初期,苏联处境颇为尴尬。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迫切希望通过援助他国提升国际声望,但当时除阵营内部外,苏联唯一能对外提供援助的渠道便是联合国;而苏联又担心,通过联合国展开的援助最终会沦为美国的功劳,因此在对外援助一事上始终畏首畏尾。恰在此时,独立后的印度进入了苏联的视野,这个曾饱受帝国主义摧残的国家,独立之初既缺粮食又无武器,用它来树立国际形象,简直再合适不过。

1951年,印度爆发大规模饥荒,印度政府向美英求助,得到的却只有空口承诺。无奈之下,印度将求助目光投向社会主义阵营。令印度喜出望外的是,中国与苏联得知其困境后,各援助了1万吨粮食,并马不停蹄地运往印度。这段往事不仅为此后几年中印携手推动第三世界合作埋下了伏笔,更为冷战期间苏印关系奠定了基础。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陷入政治动荡。赫鲁晓夫用两年时间稳固权力,解决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等政治对手。在国内权力博弈的同时,赫鲁晓夫也未忽视印度局势,1955年2月2日,即马林科夫正式卸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6天前,苏联与印度签订了比尔拉贷款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10.196亿卢比贷款,用于支持印度国内钢铁厂建设;其援助力度之大,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不多见。

接连两次援助,让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尝到了甜头。此后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匈牙利危机等国际事件中,尼赫鲁均明确站在苏联一边,赫鲁晓夫也未亏待印度:1957年,两国再次签订贷款协议,金额达9.375亿卢比,用于支持印度6个工业项目。从1951年到1959年,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中,仅贷款就有19.57亿卢比,印度也因此成为苏联援助过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优先级最高的对象。

赫鲁晓夫对印度的偏爱不仅体现在经济援助上,只要印度与他国爆发冲突苏联总会横插一手。1961年印度收复果阿时,苏联为印度向葡萄牙施压;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印度大举进攻时苏联袖手旁观,待印度遭遇挫败后,苏联又主动出面调停。最令中国人气愤的是,60年代初中印边境冲突时,这位老大哥竟也为印度站台、给中国制造阻碍。

1959年,印军成建制入侵中国领土,不仅越过中印传统边境线,甚至无视印度自身主张的麦克马洪线。同年,中印军队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口爆发武装冲突。然而9月9日,苏联代表却告知中国政府,苏联当天将发表声明,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并宣布采取中立立场。表面上看,这份声明似乎无可指摘,但彼时中苏仍属同一阵营,苏联在此时宣称中立,实则是在中国最需要声援时,朝中国身上捅了一刀,这种中立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偏袒与背叛。

更甚的是从中印关系恶化到自卫反击战爆发,赫鲁晓夫始终在向印度提供贷款援助,1959年签订博劳尼贷款协议,同年又签订第一笔三五计划贷款协议;1960年援助印度比尔拉钢厂扩建及一座大型炼油厂;1961年签订第二笔三五计划贷款协议。仅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对印度的贷款援助总额就超过60亿卢比。为拉拢印度,苏联甚至不惜与中国决裂。

当目睹中苏冲突愈演愈烈后,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按理说本应联合中国对抗苏印接近。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不仅不想对抗印度,反而希望通过规模更大的援助计划,用资金将印度从苏联抢过来。

看到印度向苏联倾斜后,美国立即筹划对印援助,1957年1月美国政府在《美国对南亚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到印度已成为亚非国家代表,是新中国在亚洲的主要政治竞争者。在预料到印度可能成为制衡中国的力量后,美国不仅不介意苏印接近,反而希望用更多资金拉拢印度。在决定援助印度的第一年,白宫对印援助就达到破天荒的4亿美元;到1960年中印冲突期间,美国对印经济援助进一步提升至8.22亿美元,还追加了一份基于480号公法的粮食援助协议。艾森豪威尔曾表示,美印已建立深入的经济援助关系。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仅未减少对印经济援助,还将援助从经济领域延伸至军事领域。1962年10月29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交战中一败涂地,尼赫鲁紧急向肯尼迪求援。仅两天后,第一批用于“对抗中国”的美国武器便运抵印度,同期抵达的还有美国专门成立的驻印度军事供应代表团。当年年底,肯尼迪又向尼赫鲁送上两份军援“大礼包”:一份由美国单独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包括C-130运输机、C-119运输机零配件及印度陆军所需的各类武器弹药;另一份则由美英联合出资,是总额1.2亿美元的现金援助。

意识到美国愿不计成本地援助印度后,尼赫鲁在次年制定了一份堪称奢华的国防计划:将当年国防预算提升至前一年的3倍,总额达90亿卢比。计划制定后,尼赫鲁将其递到肯尼迪办公桌上,开口便索要6亿美元援助。肯尼迪粗略一看便知计划不切实际,但为避免美国对印投资前功尽弃,仍当场承诺提供5000万美元援助。

肯尼迪去世后,继任者林登·约翰逊继续维持对印巨额援助,1964年5月中旬印度国防部长查万与美国磋商后,得到了美国出售F-5A战斗机的承诺。事实上,自1957年起,多位美国总统都对印度慷慨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未收买印度,印度每次获得美国的资助或承诺后,都会拿着美国的表态转头向苏联索要更多好处。以1965年为例,美国承诺帮助印度空军更新装备后,印度立即向苏联讨来了38架米格-21战斗机、90辆轻型坦克及20架直升机。

为何印度上蹿下跳,却能让美苏不断加码援助?强而不强的印度,实则是战略三角理论的最佳实践者。全世界为何只有印度能在两大阵营间游刃有余?地缘优势、意识形态或许有影响,但并非根本,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是最基础的几何常识,古今中外,无数小国将国家关系比作等腰三角形,自己是两腰间的顶角,相关的两个大国则是底角。

1977年,英格兰学派学者马丁·怀特在《国家体系》一书中,对这种战略三角作出定义,在一个国际体系中三个层级大致相当的大国处于核心优势地位,三者之间存在猜忌、紧张与敌意,且任何两方都可能围绕利益展开博弈或结盟。20年后,美国人罗伯特·杰维斯将这一理论推广至所有国家关系:两国之间现存的、潜在的和期望的关系,不仅会影响双方与第三方的关系,反过来也会受到这种三方关系的影响;其中,一国在制定对第二国的政策时,必须考量该政策对其与第三国关系的影响。

几千年来,依靠战略三角关系过得滋润的国家比比皆是,最终因失衡而家破人亡的也不在少数。冷战时期,两大阵营本不愿看到小国在其间搞不切实际的外交平衡,这种行为的结果,往往是一方出手收拾局面,另一方作壁上观;一旦顶角过度倾向某一底角,便会沦为美苏争霸的牺牲品。

但印度不同,与生俱来的人口大国优势、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国际影响力、介于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外政策,以及地处印度洋关键航道、扼守石油贸易运输线的地缘位置,让尼赫鲁有资格在美苏之间构建稳固的战略三角。然而,印度与中国不同,实力弱于中国的印度,从未有过超越美苏的可能。因此,无论美苏如何扶持印度,印度始终只是三角中最弱的一极,无法改变整个三角的战略格局。

正因为如此,美苏才不介意对印度慷慨援助:直接援助本就是国际对抗中成本最低、效果最深远的手段,只要能通过资金援助拉拢印度,美苏不仅不必担心养虎为患,还能在争霸中收获一个不大不小的盟友。这种有用但无害的状态,才是印度能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的根本原因。

有趣的是,尼赫鲁去世后,他那未能看透印度战略价值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却把印度与美苏的战略三角玩砸了。事实上,除肯尼迪外,没有哪位美国总统真正重视美印关系,艾森豪威尔与约翰逊对印度提供援助,归根结底还是受三角第三边的影响。但英迪拉看到美苏对印度恭敬,却产生了印度能支配美苏的不切实际幻想。

1965至1966年,英迪拉依靠尼赫鲁的声望赢得印度总理大选。彼时印度再度遭遇饥荒,且正与巴基斯坦进行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军表现糟糕,民心向背已动摇国大党统治根基。得知印度困境后,美国国会火速通过350万吨粮食的大规模援助方案,但如此规模的援助需一定时间才能到位。为转移国内矛盾,英迪拉一边向苏联索要粮食,一边公开指责印度军民的每一名伤亡,都是美国子弹、炮弹或手榴弹造成的。

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本就无心关注南亚次大陆的无关痛痒的战争,英迪拉的舆论攻击彻底耗尽了约翰逊的耐心。他对身边人表示:“这让我们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了,这场冲突使我们对对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都产生了严重怀疑。”随后,美国政府同时切断了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

1969年,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他在上任前曾两度访问南亚各国,但他的老搭档基辛格曾评价:“尼克松比他的几位前任更不容易被印度所谓的‘道德领导力’所打动。”英迪拉与苏联越走越近,尼克松便愈发重视巴基斯坦,上任后不久,他便解除了对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一次性送去300辆装甲车及大批飞机。1971年,正是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中美实现历史性对话,巴基斯坦在美国心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凸显。但此时的英迪拉仍未想过修复美印关系,甚至认为印度可以彻底甩开美国。

70年代,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大肆鼓吹人权,英迪拉却第一个公开唱反调;她在国内武力镇压反对派,搅得印度政坛一片动荡。美国历届政府都要求印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英迪拉不仅拒绝,还在1974年主导了印度首次和平核爆炸。1974年,基辛格访问印度时,主动称印度为地区超级大国,希望缓和美印关系;然而英迪拉转头就在自家创办的《国家先驱报》上宣称印度不会向美国乞讨。

英迪拉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一次比一次明显,这种有害状态也终结了印度在美国眼中强而不强的形象。于是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尼克松下令企业号航母驶入孟加拉湾,直接对印度施压,印度一度陷入被动,险些未能实现支持东巴基斯坦独立的目标。

意识到自己玩砸了后,英迪拉在70年代中后期开始频频向美国示好,她不仅指示印度官员主动与美方加强沟通,还逐步结束了国内的铁腕统治。但未等美国回应,她便在1977年印度大选中失利。直到印度新总理德赛与美国新总统卡特上台后,美印关系才迎来实质性缓和。

事实上,印度能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不仅无法证明其外交实力强大,反而恰恰说明印度从未有过成为美苏同级国家的可能。正因为印度缺乏足够潜力,美苏才不必担心养虎为患;而美苏对中国的长期敌对则恰恰相反,无论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出色表现,还是中苏论战时展现的软实力,都在向美苏传递假以时日,中国必将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的信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冷战期间从未同时获得美苏青睐;但实际上被两大强国同时视为潜在对手,恰恰是国际博弈中对手对自身实力的最大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