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走上了“歧路”

文 | 难得君

1853年夏天，几艘冒着黑烟的美国铁甲舰，闯进了日本平静的江户湾。日本人把这些船叫做“黑船”。它们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物，让这个闭关锁国两百多年的岛国，上上下下都吓得不轻。

佩里将军带来的，不只是军舰大炮的威胁，还有一份不平等条约，和一堆让日本人眼花缭乱的西洋玩意儿：火车模型、电报机、蒸汽机。

面对屈辱，日本人短暂惊慌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们没有沉浸在愤怒和羞愧里，反而凑上前去，仔细研究那些模型和机器，心里反复琢磨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这么厉害？我们差在哪里？

同样的事情，早在十三年前，也就是1840年，就在满清上演过了。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满清的大门，鸦片战争输了，条约签了，割地赔款了。

满清的反应是：奇耻大辱。然后，想法子是“剿夷”还是“抚夷”，核心是怎么把这些讨厌的洋人应付过去，保住天朝上国的体面和老佛爷的江山。

至于洋人到底凭什么厉害，似乎没那么要紧，最多学学他们的船坚炮利就行了。

就这么一点最初的、微妙的差别，让两个同样古老的东方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魏源的孤独

说起大清“开眼看世界”，有个人绕不开，他叫魏源。鸦片战争打败了，别人都在骂洋人可恶，只有他在想：洋人为什么强？

他写了本《海国图志》，系统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政治。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话今天听着平常，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那是个连世界地图都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年代。精英们普遍相信，中国有最悠久的文明、最智慧的祖宗、最舒服的生活，外国都是蛮夷。

四万万人口的大国，只有魏源这一个人，有勇气说句真话：我们需要认识世界、学习世界。

他的书在国内没多少人看，印了一千册就卖不动了。讽刺的是，这书传到日本，却被抢购一空，年轻人争相阅读，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魏源是孤独的先行者。在他之后，洋务运动、派出留学生，中国总算迈出了了解世界的第一步。

但这第一次“开眼看世界”，看得太浅，只停留在学技术、造枪炮的层面，骨子里还是觉得“中学为体”，等学会了你的技术，我依然是天朝上国。

那种深层的制度变革、文化反思，始终没有真正发生。思想近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唤醒睡着的人

五十年后，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庞大的满清，又过了十年，它在海上和陆上都战胜了沙俄。

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成了世界强国。而地大物博的满清，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最终彻底崩塌。

这背后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明治维新成功的核心密码，究竟是什么？

一个国家想真正改变，顺序很重要。是先换思想，再改制度，最后才更新工具？

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一句话，点透了关键。

他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然后是制度的现代化，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看似捷径，实际上是死胡同，走不通。”

日本人很早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像福泽谕吉这样的人，大力鼓吹“脱亚入欧”，意思就是在思想文化上要向欧洲看齐，脱离亚洲的落后圈子。这成了明治维新的一个基本精神。

他们搞“自由民犬运动”，推动设立国会、制定线法，明确国民的权利和义务。道理很简单：你给了老百姓尊严和保障，老百姓才会觉得这个国家是自己的，才愿意为了它去拼命。

所以，日本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国民”的概念，不再是依附于某个领主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这种身份转变，爆发出的力量是惊人的。

黑船事件后，日本内部折腾了十几年，最后爆发了“倒幕运动”。

他们觉得，旧的幕府统治已经没法带领国家应对新世界了，必须推翻。

然后，他们拥立天皇，建立了新的中央集犬政府，紧接着就是“废藩置县”，把原来各地诸侯割据的局面打破，把权力和力量拧成一股绳。

这不是少数人的独材，这个过程有点像搞股份制公司，原来的诸侯（大名）放弃了割据的犬力，但能参与到新的国家治理中；武士阶层失去了世代相传的特犬，但可以转型成为官员、警察、教师、商人。

虽然也有不满和反抗，但总体上，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个共识：国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一起使劲，干点大事。这个自上而下、又兼顾了各方利益的制度变革，为后面所有的现代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反观满清，走的是第二条路。面对惨败，朝野的主流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什么意思？就是老祖宗的规矩、皇权砖制的根本是不能动的，这个“体”必须坚持。只是洋人的枪炮、轮船、工厂这些“用”还不错，可以学过来。于是就有了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建工厂、买军舰、搞北洋水师。

看上去也挺热闹，但这是在不触动封建皇权专制这个老底子的前提下搞的。改革成了李鸿章等少数几个大臣的“私人事务”，皇亲国戚和大部分官僚想的还是怎么维护自己的特犬。

亿万老百姓呢？觉得“满清国是皇帝家的，亡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整个国家形成不了合力。结果就是，洋务运动搞得不伦不类，北洋水师看着像模像样，一打起来，发现骨子里还是腐朽不堪。

打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能举国动员，老百姓捐钱捐物，士兵为了“国家荣誉”去打仗。

而螨虫呢，老百姓长期被叫作“奴才”。朝廷处处提防百姓，百姓也觉得“国”是皇上家的，关我屁事。

北洋水师规模不小，但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李鸿章个人的政治资本，是“李家军”。打起仗来，各自算计，难以形成合力。朝廷没给百姓权利和尊严，百姓自然难有赴汤蹈火的决心。

日本还迅速建立了一套现代法律体系，线法、民法、刑法等等都齐全了，这就是“六法全书”。社会运转有了明确的规则，西方人才会承认你是个“文明国家”，后来那些不平等条约也就陆续解除了。

满清既没给老百姓真正的权利，也没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和民众之间隔着一堵厚厚的墙。

▌放下身段，当好学生

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态度决定了一切。

日本的表现，可以说是不顾面子，只要里子。他们派了大量的人去西方学习，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比如《万国公法》会议。西方人指出他们哪里不对，他们回去就改。

为了学习西方人的社交方式和礼仪，他们甚至在东京修了个叫“鹿鸣馆”的地方，让达官贵人们在那里举办西洋舞会，学着洋人跳舞交际。哪怕被西方人私下嘲笑是“猴子学人样”，他们也毫不在意。这种务实的态度，让他们飞快地吸收了西方的冶炼、机械、电气这些核心技术。

满清这边，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天朝上国”的傲慢。觉得洋人不过是蛮夷之术，奇技淫巧。

骨子里拒绝承认自己落后，更拒绝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有点像今天某些坚持“伪史论”的人，总觉得别人的历史是假的，自家老祖宗才是天下第一。结果就是在自我封闭里越来越落后。

经济基础上，两国也早就有了差距。有研究说，早在1766年，日本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满清了。

江户时代日本就有比较发达的商业，有契约精神的传统。明治政府一搞土地私有化，宣布土地可以买卖，原来的武士和商人很容易就转型成了资本家。

比如岩崎弥太郎，弃官不做去搞航运，创办的三菱公司从只有两条破船开始，最后成了垄断日本海运的商业帝国。而满清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发家靠的是官场后台，后台一倒，他的商业帝国也就瞬间崩塌了。

这两种商业模式的命运，其实就是两个国家命运的缩影。

▌传统里的助攻

有时候，一个国家的传统，未必全是现代化的阻碍，也可能意外地成为帮手。

大学问家章太炎就发现，日本以前的封建制，那种诸侯共治的精神，跟西欧的那种代议制、分权治理，在骨子里有某种契合。所以让他们去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没那么困难，好像有点天然的亲近感。

而满清是高度集犬的皇犬砖制，什么都得听皇帝一个人的，这种土壤里，根本长不出现代制度的萌芽。

日本还有着非常悠久的商业传统，重视规则，讲究传承。现在全世界超过200年的老企业，日本有5000多家。这种社会基础，让现代化企业很容易就扎根生长起来。

而满清的商业，始终是官场的附庸，缺乏独立发展的空间。现在中国超过150年的老店，还有几家？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问题。

所以，日本的现代化，不是凭空硬造的，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是从自己的传统里生长出来的，这是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明治维新也不是完美的，它后来把日本引向了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的道路，最终给亚洲和它自己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单就它如何让一个落后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一点来看，它的确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对比日本和满清的这段历史，我们能得到最核心的启示，其实很简单：落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还傲慢自大，不肯学习；签了不平等条约固然是屈辱，但更可耻的是只知道屈辱，却耻于向对手学习，甘于一直落后下去。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从来不是买几条军舰、建几个工厂就能解决的。

它需要制度的革新，把力量凝聚起来；需要国民的觉醒，让每个人成为国家的主人；需要对先进文明保持敬畏和学习的态度，放下无谓的面子；更需要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那些能与现代文明接轨的东西。

日本用五十年时间证明了，哪怕先天条件再差，只要找对了方向，放下了包袱，激活了人民，逆袭是可能的。

而满清的悲剧则告诫后人：固守着旧的制度，脱离广大的民众，拒绝真正的文明，体量再大，也只不过是一头待宰的羔羊。

历史虽然已经翻页，但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那些在岔路口做出的选择，至今仍然在敲打着我们。

真正的强大，永远始于那份直面差距的勇气，和那颗拥抱变革的决心。

……

写到这里，窗外已是深夜。看着电脑屏幕上这些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心里忽然有些感慨。历史是由无数个选择构成的，国家的选择，民族的选择，也包括我们每个普通人的选择。

我坐在这里，一字一句地写下这篇文章，不是为了重复那些陈旧的故事，而是想从历史的尘埃里，打捞出一丝光亮，照见我们当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