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震霆担任全运会火炬手，李嘉诚未入选，体育荣誉价值凸显

最近看到些文章，把香港两位老先生，霍家的和李家的，拿来对比，搞得跟红白喜事对冲一样。

一边是79岁的霍震霆当全运会火炬手，精神矍铄，红光满面；另一边是97岁的李嘉诚，因为要卖海外的码头，被舆论架在火上烤。

文章的结论很直接：你看，一个爱国，一个爱钱，格局高下立判。

这类文章看着解气，但也就图一乐。

把复杂的商业家族史，简化成“爱国vs爱钱”的二元对立叙事，跟小孩看电影非要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样，属于一种智力上的偷懒。

商业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大家都是在牌桌上打牌，无非是拿到的牌、选择的打法、以及对终局的判断不一样。

今天就想捋捋这事，不用道德大棒，就纯粹从一个投资者的视角，算算两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下的注，以及这些注背后，完全不同的“风险-收益”模型。

咱们先算第一笔账，叫“初始投资账”。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霍英东先生开始给内地运送物资。

这件事，现在被包装成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英雄壮举。

这当然没错，但如果只看到情怀，就太表面了。

我们得看到这笔“投资”的风险有多大。

当时的背景是西方严密封锁，做这生意，风险敞口是100%。

被抓到，轻则船货两没，倾家荡产；重则人进去，甚至性命堪忧。

这是个典型的“不对称风险”投资：往下看，是无限亏损；往上看，收益却极不确定。

收益是什么？

不是金钱，当时内地也给不了什么超额回报。

唯一的“收益”，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期权”。

这个期权的行权条件非常苛刻：1.新生的政权得活下来；2.这个政权未来得发展起来；3.发展起来后，还得记得你当年的好。

这三个条件，在当时看，哪个的确定性都不高。

换句话说，霍英东先生做的是一笔VC（风险投资）中的天使轮投资，投的还是一个在车库里刚搭起架子，商业计划书都没有，全靠创始人一张嘴画大饼的项目。

这种投资，99%的VC机构都不会碰。

它要求的不是精密的财务计算，而是对项目创始人近乎信仰的信任，以及一种“输了就认”的担当。

这笔投资，霍家押对了。

后来几十年，无论是回内地投资，还是为中国体育重返国际舞台奔走，都是在不断兑现这笔“天使投资”带来的“优先认购权”和“董事会席位”。

反观同一时期的李嘉诚，他选择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从塑胶花起家，到后来进入地产，他的每一步，都踩在香港经济起飞的鼓点上。

他做的不是VC，是PE（私募股权投资），甚至可以说是二级市场的价值投资。

他买的是已经证明了盈利能力、有稳定现金流、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皮和公司。

他的核心能力，是对资产价格的精准判断和对经济周期的把握。

所以，两者的起点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在一片混沌中，凭信念下注未来；一个是在规则明确的市场里，靠计算博取收益。

这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两种截axiological system（价值体系）和风险偏好的差异。

你不能要求一个精于计算固定收益的银行家，去理解一个all in加密货币的年轻人的世界。

接着算第二笔账，叫“资产配置账”。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7之后。两家的资产配置策略出现了更明显的分野。

霍家的资产，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动性资产”。

比如，对内地体育事业的持续投入，捐建“水立方”等等。

这些钱扔进去，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到直接回报的。

你不能说我今天捐了2个亿，明年就能分红多少。

它的回报形式，是无形的社会声望、官方认可和国民情感。

我管这叫“声望资产”。

“声望资产”的特点是：流动性极差，无法快速变现，甚至无法量化估值；但它能提供极高的“安全垫”和“反脆弱性”。

当霍震霆可以在哈尔滨商场里悠哉砍价，而李嘉诚出门要带一队保镖时，这个“安全垫”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它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硬通货”。

而李家的资产配置，则是全球化、高流动性的典范。

他的逻辑很简单：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通过“卖卖卖”，把内地和香港的资产，置换成英国的电网、加拿大的能源公司、全球各地的港口。

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旨在规避单一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全球宏观对冲策略。

从纯粹的金融角度看，李嘉unbeatable。

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跨周期的商业帝国，无论哪个地区经济衰退，其他地区的收益都能补上来。

这种策略，追求的是“确定性”和“永续经营”。

他就像一个巨大的资管公司，追求的是平滑的收益曲线，而不是某个单一市场的高Beta。

所以，你看，一个是在给自己的“声望账户”里不断充值，构建了一个金钱买不到的护城河；另一个是在给自己的“金融账户”里做全球化配置，构建了一个可以抵御任何风暴的诺亚方舟。

这依然是两种不同的生存哲学。

最后算第三笔账，叫“传承与迭代账”。

一个家族的生命力，最终要看它的下一代。

霍家的传承路径很清晰。

霍震霆接手体育事业，霍启刚更是直接进入政界，娶了奥运冠军，深入社区，把家族的“声望资产”用一种更接地气、更符合新时代叙事的方式，进行了“再投资”和“价值重估”。

郭晶晶的国民好感度，又反过来给霍家的“声望账户”带来了巨大的“复利”。

这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让家族的影响力得以代际传递。

李家的传承则遇到了典型的“富二代困境”。

两个儿子，一个守成，一个爱玩，似乎都没能继承老爸那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和杀伐决断。

更重要的是，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庞大的、冷冰冰的全球资产包，而不是一种与特定土地和人群深度绑定的使命感。

当老爸的个人光环和信誉逐渐褪去，这个商业帝国未来能否继续平稳运行，外界是有疑虑的。

纯粹的金钱关系，是最不牢固的关系。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

霍震霆的“一跑”和李嘉诚的“一卖”，与其说是道德上的分野，不如说是两种投资策略在特定历史节点上，呈现出的不同“市值表现”。

霍家投的是“国运”，这笔投资的Beta值极高，跟国家绑定。

国运上升期，它能享受到巨大的“估值溢价”，获得金钱之外的荣誉和安全感，比如那张宝贵的观礼台入场券。

当然，如果赌错了，也会一无所有。

李家投的是“全球化”，他买的是一个“全球市场指数基金”。

这种策略的好处是稳健，风险分散，能穿越周期。

但坏处是，你在任何一个单一市场，都只是一个“精明的乘客”，而不是“风雨同舟的伙伴”。

当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时，这种“两边下注”的策略就容易变得“两面不讨好”。

既无法获得母国的深度信任，在海外也随时可能因为“国家安全”被审查。

说到底，霍震霆给李嘉诚上的这一课，不是关于爱国，而是关于“资产配置的终极哲学”。

在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最顶级、最稀缺的“资产”到底是什么？

是全球流动的金融资本，还是与这个国家深度绑定的“声望资本”？

历史似乎给出了它的答案。

那张观礼台的“入场券”，和那支全运会的火炬，是任何财务报表都无法计价的。

它们证明了，有时候，最有价值的投资，恰恰是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

共勉共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