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督之——湖北督军王占元

王占元，字子春，1861年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南馆陶镇。老王青年时期，因家贫而投淮军刘铭传部当兵，后来又被保送到了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他和段祺瑞、鲍贵卿等人是同学。

1890年，王占元于武备学堂毕业后，被分配到淮军宋庆部的毅军中任低级军官，曾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

当时，张作霖也在宋庆部任职，其职位为哨官（相当于排长），二人应该相识于此，张作霖后来称呼其为子春二哥。

1895年的时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王占元前去投奔，被委为工程营队官。

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着手扩充军队，以小站旧部为骨干，在保定编练成北洋常备军，王占元历任步兵第七营管带、步兵第一标统带等职。

1904年，袁世凯开始编练北洋陆军六个镇，王占元被提升为第二镇步队第三协统领。

此后，老王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先是以副将衔补用游击，后又准以参将留直补用。到了1910年时，王占元已升为记名总兵了，并被清政府陆军部授予陆军协都统衔。

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占元所在的第三协奉命编入冯国璋的第一军，南下武昌镇压革命。

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王部伙同李纯部清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取汉口，后来，王部又配合李纯等部军队攻陷汉阳，使革命军孤守武昌，陷于严重困难。

王占元也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赏赐，由统领晋级为第二镇统制。当时其手下的两个协统为王金镜和鲍贵卿，孙传芳则担任管带之职。

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来进攻革命军的北洋陆军各镇改为师，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王占元继续担任第二师师长，并驻军保定。

1913年春夏间，第二师移驻河南信阳，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李纯率第六师进军江西后，其担任豫南剿匪总司令则由王占元兼任。期间，老王曾在信阳以东地区围歼以白朗为首的反袁武装。

后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闹学潮，反对校长赵理泰，陆军部遂调集驻扎保定的北洋军第二师王占元部鲍贵卿混成旅包围了军校，强行解散了学生。

王占元自己也以保定警备司令官的名义指责军校学生闹风潮，扰乱地方，进行了弹压，后来因国会议员的质问和各省军事代表的调停干预，陆军部才宣布再行开学。

1914年4月24日，北洋政府令王占元帮办湖北军务，并加将军衔。当时湖北督办是段芝贵，段是袁世凯的干儿子，有干殿下至称，但老王却看不上他。

段芝贵也因王占元不服调遣而对其不满，于是二人同时给老袁打小报告，诉其不满。

恰逢奉天督办张锡銮也因其手下的张作霖桀骜不驯，而没有办法，于是袁世凯遂让张、段二人互调职位。

段芝贵倒是去了奉天任职，但张锡銮不愿再受手下的胁迫，没有去湖北上任，老袁只能在当年的12月1日令王占元代理湖北军务。

1915年，袁世凯策划称帝时，王占元积极拥护，曾列名段芝贵等人的劝进电名单，袁世凯授以其壮威将军。

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后，王向袁表示忠诚不贰，袁又授他以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当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对而精神沮丧时，王占元还借湖北宜昌附近山洞发现龙骨化石之机，编造离奇的神话，向袁献媚说：“当此一德龙兴之日”，“天眷民佑，感应昭然”。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黎氏授王占元以湖北督军兼民政长的职位，王表面对黎恭顺，实则暗中附和于实力派。

1917年5月黎、段之间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被黎元洪解除了总理的职位，北洋的吉林督军孟恩远遂在段的唆使下，串通各省督军，领衔要求解散国会，向黎施加压力。

王占元曾与孟恩远一道列名通电，黎特意召见王、孟二人，恳求他们向各省军阀进行疏通无果。

后来，九省督军为反对黎元洪而宣布独立，王占元虽表面未曾列名，但实际上仍然与各省军阀沆瀣一气。

此后，就是张旭复辟、黎元洪下台，段祺瑞重新出山，冯国璋也来到北京出任总统。北洋军阀间也随之日益明显地分化为直、皖两系，王占元站在冯国璋的直系一边。

当时，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南方各省实力派，建立护法军政府，反对窃据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直、皖两系由于利益不一致，在对护法各省的和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冯国璋依靠王占元、李纯等长江直系三督军的支持，高唱“和平统一”的政策，以此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1917年11月14日，北洋政府驻防湖南前线的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在冯国璋的授意下，首先通电撤兵，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

接着，王占元又同李纯、陈光远、曹锟联衔发出相同的通电。在直系的和平攻势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受挫，军事行动也随之失利，皖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被赶出长沙。

段祺瑞也辞去了国务总理的职务，冯国璋取得了暂时优势，但王占元为保持他在湖北的统治，对和战却采取观望的态度，企图左右逢源。

1918年1月27日，打着“护法”旗号的湘桂联军攻占岳州，冯国璋免去了被联军击败的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金镜的职务，由王占元兼代师长。

王占元遂和江苏督军李纯以南北议和调解人的身份展开活动，示意联军勿再进逼。湘桂联军并无真正进攻湖北的实力，桂系出身的谭浩明为了争取湖北中立，遂向王做出“不入鄂境”地保证。

1919年4月1日，因直系吴佩孚打下的湖南地盘，落入皖系张敬尧的手中，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长江三督遂联名吴佩孚电请中央重开南北和议。

后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王占元遂附和曹锟、吴佩孚共同对抗皖系军阀。

1920年时，北京政府奖叙对决策参加一战“厥功甚伟”者，王占元被特授勋一位。

当时，北洋军中的鲁籍军人王占元、卢永祥、吴佩孚及镇守使师旅团长等四十八人曾通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主交国际联盟解决。

这则通电是否出于公心，我们不好猜测，但其以此来逼迫段祺瑞的想法却是昭然若揭的。因为不仅王占元就出席了在保定召开的直奉两系联合会议，部署武力反对皖系的段祺瑞。

当吴佩孚从湖南撤兵北返到达汉口，企图回到北方对皖开战时，王占元曾慷慨资助其军械及军饷六十万元。王的这些行动都被段祺瑞看在眼里，为分化直系，段氏曾通过大总统徐世昌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

但老王却并不买账，他在同年的7月12日，伙同曹锟、张作霖、李纯、陈光远、赵倜等八省督军通电讨段，言辞谴责段祺瑞为“全国之公敌，惟有秣马厉兵，扫荡妖氛，以靖国难”。

直皖战争后，奉系张作霖的势力进入中央，而且老张还把触角伸向了长江中游，他想方设法的拉拢王占元。而北京政府的徐世昌也想依靠他调解直、奉两系间的矛盾。

1921年4月，国务总理靳云鹏在天津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分别代表直、奉两系外，还邀请了两湖巡阅使王占元，一时称为“四巨头会议”。

王占元在会上大肆吹嘘，捏称“湘川黔滇不日北附”，想以此向北京讨取更大的好处。当时，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另立政府，王占元曾尾随曹、张等北方军阀一起通电反对。

王占元是个巨贪，跟他的老主公冯国璋一样，有钱癖。老王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大连、保定等地购买了大宗房产；在山东投资了纱厂、煤矿；在直隶投资面粉厂、电力股份公司；在湖北等地开设银号，垄断军用品，贩卖黄金，倒运铜圆；在直隶南部、山东西部乘灾荒之年购置大量土地；还把大量金钱储存在外国银行。

据传，老王光是存款就有八千万元，他在天津有房屋三千多间，光是收取的租金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王占元的这些钱是哪来的呢？是他在湖北搜刮地皮和克扣士兵军饷而得来的，在1921年前半年湖北境内连续发生兵变的就有十多起，其中以武昌、宜昌的两次为最大，这些都是因为老王克扣军饷的缘故。

士兵到处劫掠，甚至惊动了外国人，老王是怎么应对的呢？他将兵变的士兵全部给枪决了，光是其嫡系军队第二师中就为此丧命了1700多人。

再加上当时湖北69县中有49县的县长是其山东老乡，甚至老王还想把湖北省长也换成山东人。至此，王占元在湖北的军心、民心皆失，倒王运动遂迅猛高涨。

1921年7月底，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联络湖南军阀赵恒惕，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任援鄂总指挥，统率第一、第二两师，由岳州进攻湖北。

王占元遂任命第十八师师长孙传芳担任前敌指挥，进行防御和抵抗，但不到十天，防线就全面被突破。

王占元曾向北方的曹锟和吴佩孚求援，但因曹吴等人援鄂不援王，老王也只能被迫辞职，携带他在湖北搜括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被逐出湖北后，曾派人串通张作霖、曹锟、吴佩孚、靳云鹏等军阀政客，企图东山再起。

老王这个人首鼠两端，他曾经常往来于京奉道上，极力巴结张作霖；但当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又把赌注押在曹锟、吴佩孚一方。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曹、吴失势，张作霖重返北京，对王占元极为冷淡，王的活动才稍加收敛。

1926年9月，王占元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邀请，到南京就任孙的训练总监，与孙共同抗拒北伐革命军，并一度幻想北伐军和吴佩孚两败俱伤，由孙传芳坐收渔利，让他再回湖北。

后来，虽然北伐战争的胜利，摧毁了王占元的美梦。但他还要做垂死挣扎，曾配合英、日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偕同靳云鹏奔走于南京、天津之间，撮合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捐弃旧嫌，共同抗击北伐军。

1928年，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并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后，为团结各方曾任王占元为陆军检阅使。直到北伐军攻克平津后，王占元才下野，并隐居在天津英租界14号路，经营实业。

1931年，王占元以王子春的名义历任天津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山东旅津同乡水灾急赈会委员，老王靠着其自身的影响力，还是对各省赈灾出了一份力的。

1934年9月15日，王占元在天津寓所病死，终年七十四岁。